在曾经是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驻地的河北省西柏坡，有一个我党情报工作的展览馆，其中整整一面墙的第一块展框里悬挂着三个青年才俊的照片，旁边写着这样一段话：

    二十五万敌军将闪击延安

    抗日战争初期，陈忠经、熊向晖、申健受党组织派遣，先后打入胡宗南部的核心部位，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军政战略情报。

    1947年，蒋介石撕破“和谈”的假面具，命令胡宗南向延安发动全面进攻。熊向晖及时获取了敌人进攻延安的兵力部署及配备测向仪等重要情报，为党中央决定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发挥了重要作用。陈忠经、熊向晖、申健三人曾被周恩来称为我党情报保卫战线上的“后三杰”。

打入胡宗南内部的共产党员

    1936年2月，21岁的陈忠经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社联”。1937年夏，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北平。陈忠经于8月离开北平，经天津南下，辗转来到湖南长沙，进入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并担任了学生会主席。

    1937年12月，日寇飞机轰炸长沙，临时大学的校舍被夷为平地。临大当局决定迁往昆明建校（即日后的西南联合大学）。这对包括陈忠经在内的学生来说，就面临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正在此时，国民党胡宗南的第一军刚刚从淞沪会战撤下，损失极为惨重，急需补充兵员。胡宗南派人到长沙，要招收一批大学生去协助部队从事战地服务。党组织指示在长沙的大学生中的秘密党员伺机到胡宗南部队去，就这样，陈忠经同几十个人一起，由胡宗南部队的人把他们组织成“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胡宗南在武汉会见了这个战地服务团的成员，之后服务团随胡的部队到了陕西。

    胡宗南是蒋介石的一名干将，非常注重延揽人才，以便培养出一个由干练的、有才能的青年人组成的亲信班底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正是这样的计划，为党的地下力量打入其阵营开了方便之门。“后三杰”的另外两名成员熊向晖、申健也参加了上述的战地服务团。

    从1938年到1940年，可以说是“后三杰”在党组织的安排指引下，逐渐一步步深入胡宗南周围开展地下秘密工作的关键时期。为了能够更直接地获得党中央领导的指示，陈忠经于1939年秋借赴重庆探亲之名，秘密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见到了董必武同志。他向董老谈了自己在西安工作的情况，并向党请示。董老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八个字指明了陈忠经和他的战友日后工作的方向——打入胡宗南部的核心，开展党的秘密情报工作。

    这样，“后三杰”深深打入了胡宗南势力内部：陈忠经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省支团书记，胡宗南又委任他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从1938年到1947年的9年当中，陈忠经获得了大量关于蒋介石的反共部署以及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内政各方面的重要情报，及时以秘密方式报送给党中央。

    抗战胜利后，胡宗南为了进一步培养自己的势力，为以后做蒋介石的接班人建立班子，派陈、熊、申三人先后赴美国学习深造。他们将此事向中央汇报，周恩来同志说：“胡宗南保荐他们去美国留学，中央同意，我们对美国了解不多，同美国打交道缺少经验。现在我们没有条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国留学，胡宗南代我们‘培养’，得益的是我们。”三人在美留学期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新中国的诞生指日可待。但意想不到的是，1947年9月，我党情报机构在北平的地下电台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许多党员被捕，并涉及在西安的我党秘密机构，陈忠经等三人的联系人也被捕。党中央担心陈忠经等人的安全，联系莫斯科通过苏联驻美大使馆秘密给予帮助。经过苏联政府的大力协助，陈忠经终于在1949年6月乘船离美到香港，经党组织安排于党的28岁生日（1949年7月1日）安全到达北京，回到祖国人民的怀抱。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时赋予陈忠经、熊向晖、申健我党情报保卫战线“后三杰”的美名。

    强醒三日守机密  独闯八办显忠诚

    在敌人阵营中做情报工作，最重要的是要忠于信仰、忠于使命，而在战术上，也必须能做到临危不惧、当机立断。

    在陈、熊、申三人于胡宗南阵营中“步步高升”、日益得到胡的赏识和重用之际，总有一些心怀嫉妒的国民党人员想方设法要抓这三个人的把柄。尤其是陈忠经，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并组织进步学运的往事广为人知，更为一些人怀疑，总想抓住机会把他除掉。有一次，陈忠经离开西安到外县视察，在一个车站停车时，下车走动一下，只见站台上两个校级军官带领几十个荷枪实弹的士兵一字排开，一个军官说奉他们驻军团长之命，请陈忠经到团部有事相商。陈忠经早就听说过某位军人是蒋介石特务头子戴笠手下的人，一直在传播他和熊、申两人的坏话，“混进来的奸匪”云云。但迫于胡宗南对此三人的重用，不敢有什么动作。这次很可能想乘陈忠经单独外出之机，把他抓起来，甚至可能来个“先斩后奏”，然后假造出陈忠经到外县搞策反等莫须有“证据”报给胡宗南——若人已死，胡也将无可奈何。

    紧急关头，陈忠经当机立断，向前迈了两步，抬手重重地扇了那个军官两个耳光，骂道：“你想造反吗？”顺手从随行副官手里拿过皮包，掏出一张公文说：“我是省党部执行委员，奉胡长官命令到各地视察党务。要肃清共产党在我们部队里的影响。你是干什么的？你是想阻碍我执行公务吗？你要造胡长官的反吗？你是不是共产党？”他的副官也已经把手放在了腰间的手枪上。这时，原站在旁边没有说话的另一个军官给陈忠经敬了一个礼，把那军官推到后面说：“长官别误会，我们也是奉团长之命来请陈委员到团部里休息一下。要是您忙着公事，我们不敢多耽误您的时间，请上车，请上车。”陈忠经向那第一个军官骂道：“混蛋，混蛋！”转头向他的副官说，“我们走！回去向胡长官报告，要他们团长的好看！”上了火车，火车随即开行，这才长吁一口气。

    还有一件小事，也可看出在敌后情报工作中个人生活的细枝末节往往关乎大局。陈忠经自小有一个对秘密工作很不利、甚至很危险的毛病：爱说梦话！

    有一次，他奉命出差，一个国民党省党部的人同行。当时条件不好，两个人出差常常同住一间旅馆房间。陈忠经知道他的这个毛病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甚至会有暴露的危险。因此，出差的那几天中，第一夜他以要赶写一篇报告为名，一夜未眠。第二夜和第三夜，不能还是以写报告为托词再不睡了，他只好躺在床上，假装睡着，以极大的毅力强迫自己不能真的入睡，时不时还要装出一点鼾声。可以想象，几天未眠，身体上、精神上是极度疲惫的。就这样，他三夜未合眼，白天还要如常工作，甚至还在宴席上喝些酒，不能露出丝毫破绽。

    当然，这些痛苦，比起在工作中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的随时可能暴露、牺牲的危险，只是小事一桩。

    关于这种险境，陈忠经还提到过一件事：1941年某日，要给“八办”（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传递一个十分紧急的情报，但一时没有其他能够及时送达的途径，陈忠经和申健商定，只能冒险（而且有违他们不得与“八办”直接联系的规定）亲身“闯八办”。那天，西安大雨倾盆，陈忠经用一件斗篷式的黑厚雨衣将全身从头到脚遮蔽起来，在夜深人静之际，骑上一辆自行车，先在“八办”附近的街道绕了几圈，看清楚平时摆在附近的小食品摊（其实是监视“八办”的特务）都已因瓢泼大雨“撤岗”，遂骑到门口，看准前后无人，一个急拐弯进了“八办”的门。找到负责人后，几句话传达了信息，立刻出门，上车骑到大街上转了几圈，确定没有任何跟踪尾随，方才回家。像这样的事，就是在事关重大而别无他途的情况下不得不临机决断，冒险一搏。

    新中国建立之后，陈忠经先后在外交、对外文化联络领域担任领导职务，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和信任，多次陪同毛主席接见外宾。1950年，我国组成由伍修权同志任团长的政府代表团，第一次参加联合国会议。陈忠经被委任为代表团法律顾问。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中央指示他暂名“陈翘”。但就在代表团离京赴纽约的第二天，台湾当局的“中央日报”就在头版登出“大新闻”：“陈翘者，即陈忠经也”。

    在“文化大革命”那段黑白颠倒的岁月，陈忠经的遭遇是可以想象的。他受到残酷迫害，被“造反派”诬为“敌特”，打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漓。若无此后周恩来总理的干预和保护，陈忠经很可能早就以“潜伏胡特”之名被“镇压”了。

    1976年“文革”结束后，在胡耀邦同志的亲自关怀下，陈忠经得到平反并恢复工作，担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顾问、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成员。曾先后担任多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在离开一线领导岗位后，陈忠经继续从事国际问题研究。1988年出版《国际战略问题》（有英译本）一书。1998年以83岁高龄撰写以毛主席诗句为书名的《冷眼向洋看世界》。

    此外，陈忠经还一直担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客座教授。每年都给学生做报告，直到他2009年起因病长期住院。但即使如此，他仍心系国家大事，特别关心青年人的成长。

    2014年7月13日，陈忠经走完了他99年的人生，我党情报保卫战线“后三杰”的传奇也在他这里画下了句点。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是中共中央对“后三杰”的评价。

    他们的经历写入了历史，他们的功绩将被长久铭记。

（作者为陈忠经的弟弟，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陈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