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开始，李梨英积极参与并支持儿女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1932年正月，一股白军在潮安县西坑乡设立指挥部，天天抓人抢物，并规定西坑乡谁也不准外出。

 当地党组织为查清敌情，派娘家在西坑乡的李梨英前往查探。李梨英接到任务当晚，就把家里仅有的一只母鸡杀掉蒸熟，次日一早提着放有熟鸡和香烛纸钱的拜神篮篓，以回西坑大宫庙给祖宗进香火为名回乡搜集敌情。经多方周折，她找到接头户，弄清了敌军的具体兵力和活动规律，而后将情报藏在发髻里，趁天黑离去。当天深夜，她把情报送给山上的党组织。两天后，西坑伏击战打响。红军在敌人必经之路埋设了几十颗土制地雷。因情报准确，此役，红军仅以几人受伤和几十颗土制地雷的代价换得白军的两挺捷克式轻机枪和50多支步枪。一年后（即1933年春），李梨英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年初，国民党军队加紧“围剿”革命根据地，李梨英谢绝组织让她携带两未成年子女远避南洋的安排，毅然将女儿托养远亲，带着年幼的四子林松森随红三大队转移到闽南乌山。到达乌山后，李梨英被组织分配在伤兵站工作。伤兵站也叫红军医院，其实就是人迹罕至的偏僻山洞，几块巨石交叠的空间，周遭甚为荒凉。李梨英带领几名女同志在石洞里用砍来的树枝、芒草等搭建床铺，砌好灶炉，不辞劳苦照顾伤病员。因山里物资匮乏，粮食紧张，缺医少药，她带领大家到深山丛林采集草药，为伤病员疗病治伤；挖竹笋、摘野菜，给战士们充饥；还常常蹲在冰冷的山涧中为战士们洗涤血衣。1936年年底，敌军疯狂进攻乌山革命根据地。一日深夜，白军攻打伤兵站。李梨英果断冒雨转移伤病员，在后山和敌人周旋数日，最终在另一个山洞里找到避难群众，不仅让伤病员有粮食吃，也了解到红军队伍的一些情况和敌人动向。

 1937年，日军大举侵华，加上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围剿”，时局更为艰难复杂。团部领导动员李梨英一起转移，但李梨英不肯走，说：“我要留在乌山照顾伤病员，等他们痊愈了再作打算。”7月后，伤兵站与外界失去联系，她仍带领伤病员坚守乌山根据地。“漳浦事件”后，突围而出的红三团副团长卢胜重建红三团，率部重上乌山，找到了李梨英。卢胜激动地说：“很多人在敌人围攻下动摇了、走散了，只有阿母你们还在这里坚持，真难得！”

 1941年6月，李梨英调到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春夏之交，南委经过周密考虑，决定选派几位党员在大埔百候组织一个革命家庭：“母亲”就是李梨英（广东叫“阿母”）；“儿子”王强（解放后曾任海军广州基地副参谋长）是党小组长，主持日常工作；“女儿”方文是机要员，负责译电；肖敏是河南人，不会讲广东话，说是王强在南洋读书的哥哥的“童养媳”，任报务组组长，负责抄收电报；方方（解放后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侨委党组书记）是“舅舅”，偶尔到这个家庭来串门，实际是去部署工作。这个“家庭”设有一部电台，电台的主要任务是收抄延安新华总社的电讯和秘密文件，例如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全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况，都是在这里接收的。白色恐怖下，电台只能夜间工作，报务员将电码抄下来，译电员再把抄件译出，送南委领导阅，再编为《时代文选》，署名香港出版社出版，供党内和进步分子阅读。这个电台同时是备用电台，一旦山里的南委电台工作太忙或被国民党破坏就马上担负起与党中央电台的联络任务。由此可以看出，这个革命家庭是当时南委一个很重要的保密单位。

 在此期间，李梨英一边照顾好“儿女们”的生活，一边想方设法保证他们的安全。李梨英在屋后山坡上开辟了一块荒地，种了各种蔬菜，还养了鸡。为保证电台其他同志能高质量地完成任务，她经常在大门外当警卫，谨慎观察有无可疑之人，同时应付串门的房东和邻居。有一次，肖敏把电报稿放在厅中的箩筐中，第二天房东妻子去拿箩筐，发现电报稿，把稿件交给李梨英。李梨英机智地说那是在中学读书的王强的数学作业，这才掩饰过去。当时小小的百侯镇增加了一个连的国民党军队，但电台家庭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安然无恙。

1942年“南委事件”后，由于叛徒出卖，南委机关遭到敌人破坏，许多领导和同志被捕。在这紧急关头，李梨英沉着、机智地处理好党的机密工作，带着电台其他同志冲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安全转移到潮汕惠来县城，保住了党的机密。

 1944年春夏之交，曾任中共南委秘书长姚铎叛变后潜回揭阳，给潮梅闽西南党组织带来严重威胁。

 负责刺杀任务的总指挥周礼平第一次派人处决姚铎没有击中要害，被他装死蒙骗过关。几天后，李梨英带来揭阳党组织负责人王武给周礼平的信，说姚铎只是负轻伤，现在医院治疗，国民党已派武装保护。她当天跑了近百里路，气喘吁吁，一见周礼平就说：“打了一枪就走，为什么不刺他几刀、砍他几斧，这个叛徒不死，一定会来报复，后患无穷。”

 周礼平决定再次刺姚，选派陈应锐及李亮两位精干武装人员去执行。临行，陈、李二人表示：“不完成任务，绝不生还。”十多天过去，李梨英风尘仆仆赶到佘厝洲，告诉周礼平：“叛徒死了，这回打成风炉窗（很多枪洞）。”接着又悲伤地说，“可惜陈应锐牺牲了。”说完泪流满脸。 

 当时，负责刺杀任务的前线指挥王武隐蔽在揭阳榕城，总指挥周礼平隐蔽在潮安江东佘厝洲，两地相距近百里，加上沿途层层岗哨，他人很难完成这一朝发夕至的情报递送任务。李梨英偏偏承担起徒步往返于榕城—曲溪—云路—大窖—浮洋—佘厝洲这条较短但最艰险的递送路线。

 1945年，李梨英又调到汕头崎碌华龙里8号当“母亲”。新的组合先是由李梨英扮陈锦的姨母、张明丈夫的伯母。张明的丈夫是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潮澄饶第一支队党代表周礼平。周礼平率领队伍向潮安与揭阳的交界地和潮普惠第二支队会合时，在居西溜遭到国民党军近千人的包围，壮烈牺牲。此前，张明有孕在身，为了革命，夫妻俩商量堕胎。周礼平牺牲后，党组织告知张明不要流产，调李梨英照顾张明。年底，吴健民和方蓝住进华龙里，名义上是儿子和儿媳，李梨英又一次当起了“母亲”。而华龙里多了一重任务：掩护潮汕特委领导。这个新家庭的成员是：母亲李梨英，长子曾广，长媳高梧清，小儿子吴健民，小儿媳方蓝，女儿张明，小孙子周海俊（周礼平和张明的儿子），陈锦为外甥女。此时，国民党节节败退，已呈败势，垂死挣扎。为保护好这个家，李梨英细心观察周围的环境，用心分析邻里等，巧妙应对，直至汕头解放。

 1951年，李梨英作为南方根据地代表团成员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并和彭湃的母亲彭老太太一起，代表南方根据地向毛泽东敬酒。1961年，李梨英在弥留之际把自己的积蓄1800元作为党费交给党。吴南生将其一生写成长篇纪实文学《革命母亲李梨英》。在南委时期革命家庭的“舅舅”、原全国侨联副主席方方在“革命母亲李梨英公祭大会”上，怀着崇敬的心情写下挽联：“十年游击战，十年地下工，匪特、汉奸、日寇，哪在你眼里，堪称智勇；为党献一生，为国献三子，挫折、伤亡、失败，信心永不摇，无愧忠贞。”这是对革命母亲李梨英光辉一生的高度概括和评价。

李梨英（1888—1961）

（汕头市委党史研究室 张羽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