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6月23日，梁祖谊参加了省港大罢工。当时有工人、农民、学生等10多万人，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面沙基的时候，遭到英、法帝国主义水兵的射击和军舰的炮轰，当场死50多人，重伤170多人，轻伤无数。在这场震惊中外的“沙基惨案”中，挺身在前的梁祖谊死里逃生，幸免于难。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形势变得更加复杂恐怖，在此危急关头，家人都为梁祖谊的安全担心。

 梁祖谊很长时间都没有回家看望家人了。为严守党的秘密，他几乎断绝了跟家人的一切联系。

 广州起义准备期间，起义领导人频繁召开会议，会议的保卫工作，都由梁祖谊组织布置。为了确保参会人员安全，会议地点不得不经常更换，这给保卫工作增加了很大的困难。但由于梁祖谊遇事机警，布置严密，会议从未发生过意外。

 1927年12月初，起义机关领导决定召开重要会议，由张太雷布置起义的准备工作，由梁祖谊负责会议的保卫工作。接到保卫工作任务当晚，梁祖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一遍一遍思索着：在敌人心脏召开如此重要的会议，怎样才能保证会议秘密召开万无一失？怎样才能保证全体参会人员的安全？他一个一个方案推演，又一个一个方案否定，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于是，一个大胆的方案很快在他脑海中形成了。

 第二天，他将自己的大胆想法向领导做了详细汇报，得到了领导的赞同。

 那晚，夜幕如漆。在广州东桥附近，几个戴着墨晶眼镜、身穿黑府绸唐装、嘴叼香烟的人，不时地走来走去，眼光机警地注视着周围，观察过往行人的一举一动。有些前来参会的同志，看到这帮人穿着特别，举止怪异，以为是国民党的暗探，不禁有些担心，警惕地朝沙面东桥边广东省邮政局一条运邮包的小邮政船停泊点赶去，那条小邮政船正是这次会议的召开地点。

 开会人员到齐后，梁祖谊最后一个上了邮船。大家看了他那身打扮，才恍然大悟。原来，东桥附近那几个暗探模样的人，是梁祖谊带领几位同志乔装打扮，用来盯梢放哨，保护前来开会的同志。为了会议的保密、安全，特意选择在这条小邮政船上召开。

 梁祖谊指挥小船开到东桥外的江面上，放下帆布，遮住船舱，停泊在几艘英、法帝国主义的小浅水舰中间，敌人做梦也没想到，会议竟开到了自己的鼻子底下。

 1927年12月上旬，正值广州起义前夕。梁祖谊时任广州工人赤卫队指导员，经常与张太雷等领导人一起，筹划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一次他到香港执行特殊任务，正好得知在香港暂住的嫂子近日要回广州居住，心里顿感忐忑不安。广州起义的战斗即将打响，而今是箭在弦上，引弓待发。他心里清楚，一旦嫂嫂一家人在这个骨节眼上回到广州，势必遇上广州起义。她的寓所位于仰忠街，仗一旦打起来，子弹满天横飞，那局面非常危险。

 “要不要告知嫂子，叫她迟点再回广州，避过这次危险呢？”

 “可是，若将实情告知了嫂子，万一机密泄露，不但使广州起义功亏一篑，还会牺牲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生命。但若不实情相告，嫂子是必不肯推迟回广州的呀。”

 一边是血浓于水的亲情，一边是高于一切的机密，就像两个难以驾驭的小精灵，不停地在他内心深处打闹着、争吵着、纠缠着，使他不知所措，焦灼不安。

 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做出了抉择：广州起义机密高于一切，这事绝不能跟嫂子说，不能为了嫂子一家的安全而泄露机密，导致广州起义行动失败。

 就这样，嫂子一家人如期回到广州，正好赶上广州起义战斗打响。起义枪声打响后，嫂子全家被困于屋内，在惊恐中度过两天后，一家人才从枪林弹雨中仓皇逃到安全地带……

 1929年2月28日，梁祖谊与几位同志在佛山接龙街信义烟仔店开会时，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即日被国民党当局押至广州市公安局监禁。在狱中，梁祖谊虽受尽酷刑，但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不吐露任何情况。1929年3月4日深夜，梁祖谊在广州市郊红花岗被敌人秘密杀害，为党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梁祖谊（1907—1929）

（肇庆市委党史研究室（方志办）陈灿和、黄少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