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为加强国家统一和政权稳固，统治者进行了诸多有益尝试。其中，在军事信息保密方面也做了积极探索，兵书典籍中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日渐丰富。

更为重视军事信息保密

《淮南子》，又称《淮南鸿烈》，全书二十一卷，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所著之作。该书思想驳杂，在继承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上，融汇了诸子百家学说中的精华部分。《淮南子·兵略训》篇专门论兵，基本反映了西汉初期的军事理论水平。篇中对军事信息保密有所提及，提出“藏形”的观点：“是故圣人藏于无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观；运于无形，故其陈不可得而经。”不仅如此，作者还将“隐匿其形”作为发起“出其不意”进攻的基础。所谓“隐匿其形”，即“藏形”，指出“藏形”也分境界高下，如果能达到其中的最高境界，就可以实现“虽有明目，孰能窥其情”的效果，从而“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举，而不知吾所集”，即我方“藏形”若能做到虚实结合、变化无方，那么即便敌方观察到我方行踪，也难以判断我方行动意图。

《黄石公三略》又称《三略》，全文共3800余字，相传作者为汉初隐士黄石公。《三略》是一部专论战略的兵书，该书大量引用古代已佚兵书《军谶》《军势》中的内容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如，《三略》借引用《军谶》“将谋欲密”一语，论述了保密的重要性。书中指出：“将谋密，则奸心闭。”也就是说，只有做好保密工作，才能确保敌方间谍无法刺探情报。同时，《三略》还进一步从反面进行了论证，指出：“将谋泄，则军无势；外窥内，则祸不制。”这里指出了泄露军机的危害，即将帅的谋划之法如果被敌人窃取和知晓，军队就会在战场上失去有利态势，敌人如果窥探到我军内情，祸患也就会因此而生，无法制止。无独有偶，唐代的《长短经·将体》篇同样借用到《军谶》中关于信息保密的论述，由此也可窥见其重要性。

东汉末年，著名军事家曹操对于《孙子》有着非常精深的研究，在注解《孙子》的作品中，也多次强调军事信息保密之于战争的关键作用。比如，在注释《谋攻篇》时，曹操强调了“将周密，谋不泄也”，意思是说将帅辅佐君王治理国家贵在行事周密，谋略千万不能泄露，这就把将帅与保密工作直接联系起来，既强调了军事信息的重要性，也强调了将帅在其中的独特作用。在注释《虚实篇》时，曹操再次重申“情不泄”是夺取战争主动权的关键。在他看来，如果做好了军事保密工作，就可以充分施展手段进一步调动敌人：“形藏敌疑，则分离其众备我也。”反之，如果有泄露军情事件发生，那么战争结果就会由此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就是“形露必败”的道理。

逐步探索情报保密方法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是中国古代的一部著名兵书，分为上、中、下三卷，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唐太宗李世民和军事家李靖的思想。书中涉及的军事问题比较广泛，军事保密方面特别强调对外派遣间谍的管理问题，对用间得失进行辩证看待。作者认为孙子“用间最为下策”，因为正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一样，也存在着“或用间以成功，或凭间以倾败”的情况。对于用间失败的情况，书中未做深入探讨，但宋代苏洵在《权书》中对此有所描述，认为“吾间不忠，反为敌用”，比如间谍会传递假情报，即“不得敌之实，而得敌之所伪示者以为信”；明代的《投笔肤谈》也指出，己方间谍不仅可能“传伪于我”，而且存在“泄情于彼”的可能。因此，为了确保军事信息安全，尤其需要注意加强对外派遣间谍的管理。

《太白阴经》是中唐时期百科全书式的兵书，作者李筌论述内容繁复，涉及军事谋略、天时地利、阵图祭文、战具制造等方方面面。其中，《太白阴经·数有探心篇》重点强调的是防止言语泄密。该篇对《鬼谷子》的揣测术有所继承，也对“探心之术”有深入探讨。该书指出，在与敌人交谈时，一定要注意防止言语泄密，不能让对手探测我方的真实意图。在李筌看来，情报工作需要“知心”和“知意”，“探心之术”就是“常以所见而观其所隐”。

唐代诗人杜牧也热衷于研究兵学，并留下注释《孙子兵法》的作品。杜牧关于《孙子兵法·形篇》的题解，就强调了战争中的示形之法：“因形见情。无形者情密，有形者情疏；密则胜，疏则败也。”示形之法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成功地保护好己方的军事机密和作战意图。杜牧强调：“自整军事，长有待敌之备；闭迹藏形。使敌人不能测度。因伺敌人有可乘之便，然后出而攻之。”即指出，作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一定要将己方的作战意图隐藏得很好很深，让敌人无从窥探。敌人如果无形可窥，就会无懈可乘，己方就可以获得战争主动权。在很多时候，甚至要不惜使用诡诈之术，即所谓“使不知我本情，然后能立胜也”。由此可见，杜牧也将军事信息安全视为战争获胜的基础，并在方法上重视和继承了孙子的“形人之术”。

建立完善保密工作体系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诸侯割据。为了加强对军队的管控，曹操设立“校事”为耳目，以维护军队的稳定，加强对所属人员的控制。“校事”其实是军中的反间谍机构，也是明代厂卫制度的源头。曹操此举后来也为孙权所效仿，东吴的“中书”虽和曹魏集团的名称不一致，但职能性质却非常相似。“中书”的管辖范围很广，渐渐成为皇帝最为宠信的臣子和最为得力的助手。除了中央设有情报机构之外，地方也设有分支机构和人员。比如“察战”就是设立在地方的固定情报官员。吴国在边境地区同样设立有履行同等职能的机构，名曰“刺奸屯”。每屯设有固定的贼曹担任长官，手下配有“刺奸”若干名。这些情报人员非常忠于职守，甚至在边防军队完全撤离之后，仍然坚守岗位，不惧任何危险，为情报工作做出突出贡献，因此才会出现“江边空旷，屯坞虚损，惟有诸刺奸耳”（《三国志·吴书》）的情况。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刺奸”这一边防情报组织后来曾长期被历代政权所沿用。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为了实现对部下全方位的控制，曾设立“典签”一职。典签的权力很大，甚至能够直接影响官员升迁乃至其身家性命。宋文帝就曾经因为听信典签的密报，将功臣檀道济处死。在齐明帝时，这种情况愈发严重，“诸王见害，悉典签所杀，竟无一人相抗”（《南史·列传·卷四十四》）。后来，因为典签权力膨胀，越来越肆无忌惮，甚至将侦察手段运用到宫室当中，安排耳目对皇子和诸王实施监控，引发众怒，因此渐渐失势。终于到梁代以后，典签制度被废除。

隋唐时期，三省六部政治体制得以确立之后，军事职能基本由兵部承担，情报职能则依靠职方司承担，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宋朝。唐代李辅国当政时，设立“察事厅子”，也称“察事听儿”“察事”，用以监视官员的日常活动。唐代中期出现了武德司，主要负责处置宫廷内日常事务，充分发挥皇帝“耳目”的作用，甚至逐渐对政局产生影响。至后晋、后汉时，武德司更是对“宿卫诸将”和枢密院都形成了相当强的制约。直到后周时期，武德司才逐渐沉寂，在“陈桥兵变”中没能发挥有效的防范作用，直至兵变已到最后关头，内廷却完全不知，这既说明赵匡胤的保密工作做得充分，也说明武德司作为皇帝的耳目，至此已经完全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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